深圳市地王大厦69层高处，陆建新站在落地玻璃窗前远眺。他指了指城中央绵延向前的深南大道说：“当初深圳经济特区最早开发的就是这一片。”
对于深南大道两侧的超高层建筑，陆建新再熟悉不过了。不仅如此，多座城市地标大楼里，都凝结着他的汗水与智慧。
上世纪80年代，年仅18岁的陆建新从湖北荆门坐着绿皮火车南下来粤，投身到城市建设中。此后，一座座高楼在深圳拔地而起——
高度383.95米的地王大厦、441.8米的京基100、600米的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因此，陆建新被称为“中国摩天大楼第一人”。
45年来，陆建新见证着深圳城市面貌蝶变的奇迹，也点燃着自身的梦想——从一名在建筑工地负责施工测量的小伙子，成长为中建钢构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专家。他说，这座城市从未停下过沉稳前进的脚步，已年近花甲的他，也想继续与深圳一同，跑出“加速度”。
●南方日报记者陈伊纯
见习记者吴雅楠
“中国楼王”
40多年前，随着改革开放号角吹响，深圳始建经济特区。迅速掀起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人才，陆建新是其中之一。
南下来粤时，陆建新年仅18岁。自此起，他从未停歇，成功将中国的钢结构建筑从100米级推升至600米级。
南方日报：当初为什么来到广东？
陆建新：我是工程测量专业出身，1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中建三局，在湖北荆门三三零水泥厂工作。干了没多久，我们单位就通知我说，要在深圳建一栋50层的高楼，也就是深圳国贸大厦，让我参与施工测量工作。我难以置信，因为在内地，我见过的最高的楼也就只有5层。
怀着好奇心，我领了一个边防证，乘着绿皮火车来到广州，再坐广九列车到深圳。
这趟列车是开往香港九龙的，到了深圳火车站，大家都要下车。我往深圳的方向走，很多香港人则是直接往罗湖边检站走，要通关检查，才能进香港。现在，广州到香港都有直达列车了。这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鲜明体现，它把大湾区连接在了一起。
如今大家来深圳也不再需要边防证。我的边防证，早就换成了深圳身份证。
南方日报：您刚来时，深圳的城市面貌是什么样的？
陆建新：当时的深圳还是宝安县城，与我老家区别不大，道路泥泞，房屋低矮。比较不同的是，这里满城都是工地。
我记得，国贸大厦建设工地的宿舍是用毛竹搭的，我们戏称它是竹楼宾馆。但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颠覆了我对深圳的认知，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南方日报：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陆建新：湖心大厦的标语鼓舞了我。那是深圳国贸大厦建设工地旁边的一栋楼，当时也处于建设中。我每天都泡在工地，因此天天都能看见那栋楼上面挂着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让我觉得，这座城市朝气蓬勃，充满干劲。
一开始，我们建造国贸大厦，采用的是传统施工技术，大概7—10天建一层。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尝试采用滑膜新技术，前三次都失败了，可我们并没有放弃。最终，我与同事成功创造出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这在当时的中国建筑史上也是绝无仅有，也成为了特区精神和深圳奇迹的一个载体。
上世纪90年代，我建设地王大厦的时候，又以“两天半一层楼”的速度，刷新了深圳速度。
南方日报：您知道大家都称您为“中国楼王”吗？
陆建新：我是和改革开放一起成长起来的建筑工人，对高楼大厦确实很有感情。建一栋楼、两栋楼的时候，我还没有太多感觉。建了三栋楼时，我觉得自己为国家作了一点地标建筑的贡献。
大家叫我“中国楼王”，主要也是这个原因。437.5米的广州西塔、441.8米的深圳京基100、492米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600米的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等，这些地标建筑我都参与建造了。
伴随着改革开放，这45年来我的人生高度也不断拔高。那个初来乍到在工地负责测量的小伙子，如今已成长为中建钢构的首席专家。
“拼命三郎”
改革开放45年，一代代建筑工人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使中国的建筑技术在大量丰富的实践中得到全面提升，最终实现从跟跑者到行业领跑者的角色转换。
在推动新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中，在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的变化中，陆建新是参与者，更是见证者。
南方日报：45年来，您是如何推动中国建筑技术进步的？
陆建新：要敢于挑战困难，不轻易放弃。
2012年，我参与建造深圳第一高楼平安金融中心的时候，计划采用新的塔吊布置方式，将塔吊附在核心筒的外墙上，再逐步爬升到600米的高空。这个做法，当时在我们中国乃至国际上都没有先例。
这个塔吊约64米高。安装起来后，我发现不对劲。风一吹，它就晃得很厉害，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我很担心到了600米高空的时候，它会掉下来。
针对这个问题，我前后花了3个月的时间反复研究，吃不好、睡不好，没日没夜地改设计图。
最后，这项技术圆满实施了。为此，整个工期节省了至少96天，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到了今天都仍在应用，继续助力摩天大楼的高效建设。
南方日报：遇到困难时，您没有想过放弃吗？
陆建新：困难虽多，但也会遇到一些很受鼓舞的瞬间。
1994年，我参建深圳地王大厦时，背着个十公斤重的经纬仪，手上拿一个木头三脚架，踩着钢管脚手架搭的简易楼梯，爬上百米高的楼顶。20厘米宽的钢梁，前后十几米的距离，我做测量要来回走。一到中间，钢梁就会左右甩动，我怕得手心都出了汗。有时不得不骑到钢梁上，一点一点挪过去。
快封顶的时候，我照例在顶层测量。偶然一回头，看到一个陌生老太太在对面楼中间的核心筒电梯处向我招手，还流着眼泪。我当时很疑惑，后来才知道那是位老专家，她因为看到我走在高空独木桥上拼命地干活，受到触动所以哭了。这件事让我很感动。
一代代建筑工人，正是靠着这种脚踏实地的拼搏精神，使中国的超高层建筑从无到有，并通过一步步摸索，将我们的施工技术提升至世界一流水平，促使着城市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南方日报：您眼中的深圳都有哪些变化？
陆建新：地标一座座起来，城市一天一个样。
曾经，深圳叫新安县，是宝安的“前身”。我们建筑行业都说，随着城市建设推进，这座城市越来越大了。在城市面貌上，绿化率变高，公园增多，再也不是当初那个遍布农田的样子。
从边陲小镇到国际化大都市，深圳算是创造了一个奇迹。我很荣幸能够亲眼见证这个过程。
“创新先锋”
深圳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新，敢闯敢试，敢为人先。这座跟陆建新一起成长的城市，一直在跑出“加速度”，乃至今天，都仍在助力区域、全国乃至世界的发展。
在建筑行业，陆建新也从未停下过创新的脚步。他发明创造了多项建筑行业专利技术，如今，还正在推动着“建筑高度”向“建筑温度”转变。
南方日报：从业过程中，您是如何创新的？
陆建新：我记得建地王大厦的时候，两个来自香港的测量工程师用的是全站仪测量，我用的却是经纬仪配合钢卷尺。在300米高空，风一吹卷尺直抖动，测出来的精度和准确度肯定没有仪器好。
但我发现，他们搭配全站仪用的菱镜过大，操作不便。我研究了菱镜原理后，找到商店定制了一个只有大拇指粗细的小菱镜，往口袋一放，测量方便多了。如今小菱镜配全站仪，已是建筑行业的标配工具。得益于这项创新，我将大楼整体垂直偏差控制在当时代表世界最高水准的美国标准允许偏差的1/3以内。
2007年建广州西塔时，我发明了“斜钢柱无缆风绳临时固定技术”，两天就能建好一层楼，突破了世界高层建筑施工的最快纪录。
南方日报：在您看来，创新有什么意义？
陆建新：创新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重要的是要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意识，并付诸实践。
你别看建筑行业傻大笨粗的，如果没有创新，我们的城市面貌也很难在短短45年里就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这些年来，不单是说修建高楼，我们也进行过民生工程方面的创新。比如研发公交大巴立体停车库，节约城市用地，改善城市面貌，在国际上是首创。
我想，这也是改革开放精神在建筑行业的体现。我们持续创新进步，给大家建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空间。
南方日报：听说近年来您在推动“建筑高度”向“建筑温度”转变？
陆建新：是的，随着改革开放深化，现在我们已经不缺一流建筑技术，更多思考的是如何打造好“民生建筑”，提升百姓生活福祉。
2020年，我们在20天工期内，紧急建好了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二期工程应急院区，助力解决了新冠患者收治问题。
这些年，我们也修建了多所学校，比如一年就建好了深圳坪山高中园，容量有162个班级、8100个学位。
虽然快60岁了，但我还很有干劲，时不时往一线建筑工地跑。希望年轻人也能靠努力、勤奋，为改革开放继续添砖加瓦。
